「西安事变张学良派飞机接了谁」双12事变

时间:2020-11-28 01:06:44  来源:资讯要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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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注:张学良与蒋介石在一起

1936年12月12日,张学良、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,改写了中国历史走向。八十年来,张学良多次谈及自己对西安事变的看法,其中他在被软禁期间写下的回忆,与获得自由后在访谈中所说的内容,截然不同。

1、软禁期间,张学良多次奉命撰写回忆,对西安事变进行“忏悔”

1956年,蒋介石撰写《苏俄在中国》一书时,要求张学良“将西安事变前后事实,写一回忆呈阅”。张随即给蒋写下两封长函,回忆了西安事变全过程。函件经蒋经国订正,定名为《西安事变反省录》(有删节本,易名为《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》)。此外,张学良回忆录《杂忆随感漫录》中的一些章节,及《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》中,都有对西安事变的“忏悔”。②

《西安事变反省录》中,张说自己“立志救国,反而误国,想救民,反而害民”

蒋介石让张学良写回忆的目的,在于总结大陆失败原因。故在《西安事变反省录》中,张被要求着重写西安事变发生前后,其同中共的互动。张学良对此总结说,“当时自用自专,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觉,一往迷惑,空虚幻想,反躬思来,羞愧自憾无已”。但他同时也强调自己的民族情怀,称“良本一狂热爱国者,痛恨被人侵略,不愿受日人之压迫,与不愿受俄人之压迫同”“良有家仇国难,抗日未敢后人”。

总体而言,张学良对西安事变是“忏悔”的,他说自己“立志救国,反而误国,想救民,反而害民,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,而自己之血反而未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;误长官,害朋友,毁部属莫此为甚……致良酿成巨祸,百身莫赎,中国今日之浩劫,不悉祸延何日。其罪固在良之一身,然小小的张学良,安能造此?此其天乎!此其天乎!”值得注意的是,他这时说,“西安之变,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,彼不过陪衬而已”。③

2、为迎合蒋介石,张还曾主动要求撰写《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》

1957年,张学良完成《杂忆随感漫录》,延续了对西安事变的“忏悔”:“今日思来,行动的鲁莽,思想的幼稚,可耻而又可笑!既称尊崇领袖,而举措胁迫,形同叛逆,我所谓‘利令智昏’……事发之后,我深悔孟浪,彷徨无策,遂邀周恩来来西安会商。西安事变的荒谬的举措,除我之少数僚属及杨虎城知晓外,共产党事先未参与也”。张学良还检讨自己性格上的缺陷:“自幼就具有不柔顺的性格:违犯我的父母,违犯我的老师,违犯我的长官。富有同情感:同情他人,同情对方,甚至钦佩我的敌手。”

1958年,张学良主动要求撰写的《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》,亦大略如此。

其后,张学良获准同蒋介石会面。谈话间,蒋说“西安之事,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”。张学良在日记中说,“我闻之甚为难过,低头不能仰视”。④此时张虽显露明显之“忏悔”,但结合晚年所说,可知并非真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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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学良自称,“到南京的时候,那我真决心去死啊,南京把我枪决了,我不敢说,要是我部下这样子,我就把他枪决了。那我对老先生,我要负起责任呐,可以说,大部分的决心我是下定要死了。”“他不在了,现在我讲,否则,我不讲。本来我是决心至死不说出来这个事情的,西安这事,至死我不说出去的。不是因为面子的事情”。⑥

显然,张学良有意重塑自己的历史形象。不过,揆诸史料,“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、利益有关的东西”、“我是管蒋先生要钱,还是管他要过地盘?我没有!”

、“到南京的时候,那我真决心去死啊”……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。如张前往南京,实际上是在得到了宋氏兄妹的安全保证之后才做的决定。因为存有一种极其乐观的预判,张在南京受审期间,曾致电毛泽东:“弟在此尽力奋斗,虽多困难,尚可顺利,俟二三日把政(改)府(事)做完,几天即回”。

同年,张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。“凡是涉及到有关西安事变的问题时,张学良总是非常慎重,或干脆缄口不言。……不过,尽管他时刻都在提防着自己,也提防着我们,但他还是选择了一句恰当的语言,向我们显示一点儿事情的真相:‘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去见的。’也许,他是想通过这句话告诉我们:我与周恩来是在同一种思想的指导下行动”。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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